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医学院的“一流”生活
2020-07-29 10:03 张智康  《山东文献》第九卷第二期   (点击: )

作者张智康,系1940年齐鲁大学医学院毕业。此文详细介绍了当时在齐大的学习、生活环境,从1933年入校到1937年迁校成都,期间历经波折,齐大却克尽时艰,不为外扰,一心向学,体现了其严谨的治学风骨与情怀。

 

南下入学

我的中学是在久负盛名的天津南开中学读的,校长张伯苓先生是全国知名的教育家,践履笃行,毕生献身教育,曾经亲沐教诲六年的我,更是引以为荣。愉快的中学阶段很快接近尾声,我已是高三了,平时未曾考虑过将来要学什么,忽然到了对将来要作抉择的时候,不禁感到些许茫然。家父是学矿冶的,乃开滦煤矿工程师,矿区有一所设备完善的医院,儿时对穿白大衣的医生和护士常有欣慕的念头;由于家父是学工的,我对于工程也有相当的好感,如果要在这二者之间作一选择,却感到十分犹豫,在彷徨之际,乃向张校长求教。校长很诚恳地说:“学工或学医师都好,要紧的是应以兴趣作为选择的准绳。如果对医有兴趣,可在协和与齐鲁之间作一选择。协和比较偏重理论方面,齐鲁的训练则非常实际,脚踏实地,可以达到为民服务的目的。”

说真格的,当时我想学医,并没有救国救民的伟大抱负,只是为了兴趣,民国二十年报考大学时,我报了清华的工学院,齐鲁的医学院,放弃了南开的直升。也许是命运之神的安排,历年来南开中学考清华的录取率都相当高,那一年却出奇的低,我没有录取,平日比我成绩好的同学也落了榜,我考取了齐大医学院,而且是在前几名,于是决定南下入学。

 

中国大学最美的校园之一

民国二十二年秋,赴济南入学;出乎意料,齐大的校园竟是那么美,那么广阔,叫人迷恋。清华与燕京校园之美之大是众所周知的,齐大校园的美使我喜出望外,它们的美各具特色,很难说哪一个最美,把齐大的校园列入中国大学最美的校园之一,应是持平之论。

济南有内城和外城,一般都将外城称作圩子,齐大的文、理学院和医预科都在南圩子之外,医学院、附属医院、护理系和广智院(博物馆)则在南圩子里,虽然被一道城墙分割,但距离很近,两地由颇具特色的大理石板路相通。

齐大有些楼房是由大块青石构筑的,是不是与附近的千佛山或稍远的白马山有关系,我没有察问过。偌大的校区由排列齐整的林荫大道贯穿着,布满了各种花木、草坪,整个的学校像在一个大公园里。齐大的校门(由1924级毕业校友捐建,因之通称为校友门),与南圩子门正对着,进了校门不久,右面就是让人宾至如归之感的招待所。再向左前方走去,面向千佛山,绿荫层中矗立着魏巍的行政大楼,行政大楼的基石是用大块的青石构成的。上面则由灰色砖砌成,周围有各种松树、花木、宽广的草坪,煞是清幽宜人。行政大楼的右前方为化学楼,左前方为物理楼;正前方较远处,则为学校的小公园,置有各色玫瑰、花木,小径穿过其中,整个的图案恰似英国国旗。

小公园的另一边,面对行政大楼的是宏伟的教堂,全由大石兴建,由塔顶下望,全校景色尽收眼底,教堂有大小窗子一百多个,故采光极佳。教堂左右相当距离则为深具田园之美的教授宿舍,女生宿舍是景兰斋和美德楼;位于校区之西部,环境幽静门禁森严,乃男生之禁地,男士戏称之为紫禁宫。男生宿舍则位于校区之东部,有八栋楼房,分四个院落。男生宿舍之北方为面积广大之体育场,在男生宿舍之东方为教职员宿舍,环境优美,在教堂之右前方为建筑典雅壮观的图书馆,在教堂之左前方则为以树木环绕、看似封闭的神学院。神学院本在教育部立案之后,奉部令停止招生。在校区东南方较远处有一独立的院落,自成一格,那是齐大医院附设之麻风病院,为便于管理,故与校区隔离。另在女生宿舍之后方,则为齐大附属小学。

齐大的设备很好,不论男女都是一人一间,有书桌、书架、壁橱、暖气、钢丝床,可谓应有尽有,每一个院落都有工友一人,负责倒开水、送信、传达等杂务。工友也兼营小生意,特别是读书至11时左右会饿,“老王!来碗面”。当然,那碗面没什么味道,只是充饥而已。说也奇怪,学校的门禁相当严,校警不准小贩进入,但唯有一个瘦小的,大约六十余岁的老头可以挑着担子进来,没人知道他与学校有什么渊源,也无人追问。学生们很喜欢他,不知他姓什名谁何许人,但都以shelock呼之,也有叫他犹太的,但并无恶意。他来的时候只是吆唱一两声“苹果桃!”声音不高,也不多叫,同学们听到之后,总会三三两两地来买东西。他卖的东西很公道,绝不二价。他与同学们混得很熟,同学常与之开玩笑,他不气也不恼,学生也不欺侮他。不知他会不会写字,有的同学要赊账时,他并不问姓名,只在墙上轻轻地画一道线;如再续赊就再加一道,到了第五次就做个这样的“正”记号,不论你欠多久,他绝不向你要账。如果到了相当时候你要还他钱,假如你是欠了他七毛五分钱,你故意跟他开玩笑,说是六毛五,他会毫不犹豫地纠正你说是七毛五,一点也不会错。赊账的人不少,他没有账本,却从来不会记错,也不会张冠李戴,他的记忆力真叫人佩服。由他不向人要账来看,他的气度也很大,总是和颜悦色的,人人喜欢他是有道理的。

晚饭过后,校园中总是一群群的人,散步闲聊的,谈情说爱的,也有人约“图书馆”的,相互占位子的,当然也有进圩子逛大街的,著名的趵突泉离齐大医院很近,常常有人去看泉,看人,吃东西。圩子里的医科高年级老大哥们,也常常相约到圩子外“观光”一番。“听说今年新生中有贝满来的,很漂亮。”另外还有在紫禁宫外“站岗”的,操场边,树荫下,对着月亮喊叫的,各式各样,不一而足。

 

学业繁重的医学院

医学院的一二年级须在圩子外,与文、理学院在一起作息,所修课程亦多为理学院的基础课程,以化学和生物最重。两位化学老师予我印象极深,受益亦最大。王继泽教授教普通化学,对学生的要求非常严格。另一位是德国人舒乐尔(schuler)博士,教有机化学,教学严格,不苟言笑,似乎只知工作。他的活动范围仿佛只有实验室、教室和家庭,敬业精神叫人钦佩,穿衣服很随便。他好像只有两套西装,夏季就是一套山东绸的西装,西装一上身,总是乱蓬蓬的,不修边幅,很有点爱因斯坦的气质。上课是用英文讲,但他的英文是带德国口音的,听起来很吃力,过了好长一段时间才能习惯他的发音。舒乐尔师母教我们德文,认真负责,跟她先生一样。德国人的朴实、严谨和实干的精神,在他们夫妇身上充分地表露无遗。

医预科与文理学院在一起上课、作息,颇有可取之处,接触的同学各系的都有,很自然的,结交朋友领域较广,心胸和知识领域也随之开阔。齐大虽然在济南,但学生并非完全来自山东,特别是医学院的学生,几乎各省市都有,远自广东、广西和云南的同学也都慕名前来,北方各省当然更多。在齐大的那段时间,只有在医预科还有时间交游,进了圩子,课业的压力太大,除了“死刻”之外,一切都免谈了。就是在医预科,也是胆战心惊的。我入学时全班人,两年后进圩子时只剩下25人。有的同学被迫转系或转学。齐大有个规定,由医学院可以转理学院或文学院,但文、理学院的学生不可以转医学院。进入医本科之后,每年也可能刷掉一两个,甚至做了实习医生也仍然有repeat的可能,教学之严格和认真可见一斑。

齐大医学院的学制迥异于其他学校,教务方面是“独立”的。一年分三个学期,这样在课程的安排方面较有弹性,因为有的课程所需时间较多,而有的课程则较少,如此可使时间充分地利用。

解剖学是现代医学的四大支柱(解剖学、生理学、微菌学、实验药物学)之首,没有解剖学也就没有现代医学。解剖学课常常又是医学生的拦路虎。齐大医学院的解剖学教授是英籍传教士英格尔(engle),他1920年代就来到中国,先在北京语言学校学北方官话,认识4000多个汉字后,到齐大任教。

dr. engle之严格,几乎可以说是逼死人的。他的讲解十分清楚,画的图极好,在黑板上用不同颜色的粉笔,将神经、血管、静脉、动脉、肌肉,很清晰地,一层一层地画出胸腔图,既吸引人,也予人以极深的印象。那时,帮dr.engle的是讲师叶鹿鸣大夫,对学生的要求甚至较dr. engle尤有过之。考试除了笔试之外,还有口试,口试是最头痛的:在一个长方形的房间里,学生由前门进去,叶大夫随便从一大堆骨头中捡起一块来,“这是什么骨头?这是哪一个部位?血管从哪里经过?这地方叫什么名字?”

解剖学最感困难的还有尸体得来不易,国人守旧,死后一定要保持全尸,除了必要的病理解剖之外,家属多不允剖尸,遑论捐赠尸体。我们那时颇为“幸运”,军阀韩复榘在山东主政时,时常枪毙人,无家属者则捐给学校,所以尸体不虑匮乏。解剖室里有8张台子,每4个人一个,可以很仔细地解剖,以了解人体构造。由于解剖逼得太紧,几乎是从早到晚在解剖室里;白天做不完,晚上再去,开始时颇有点害怕,特别是女同学,不免会有同学装鬼吓唬人。工友老王胆子可真大,一个人住在解剖室里,经常将尸体背来抱去的,不论白天或夜晚,毫不在意。同学们对他十分佩服,晚上只要有他在,大家都不害怕。到了11点左右,离开解剖室,到医院附近剪子巷吃饺子或面条,再回宿舍。也有时走得稍远一点,到趵突泉对面的小馆子吃鸡丝面,在与死人为伍之后去吃宵夜,也算是慰劳自己一番。

骨头上的名字太多,血管流经路线都很难记,为了背诵方便,大家经常带骨头回宿舍,有带头颅的,带大腿的,带手臂的,形形色色。有时某一块骨头在尸体上找不到,没有实物念起来是很困难的,于是,有时很想保有某一块骨头,怎么办呢?乃与同学计议,相约于半夜同赴“乱葬岗子”(郊区无主的墓地),挖坟捡骨头。其时,战战兢兢,如履薄冰,并不是怕什么鬼魂,倒是怕野狗偷袭,或遇到什么流氓等,如今想来,那真是值得回味的一番“经历”。

叶大夫的解剖课,给人的威胁太大,分数严,杀得凶,没有人不怕的,为了背骨头的名称,大家的确到了寝食难安的程度,不论吃饭睡觉都抱着骨头念。有位女同学乔素云,因为太用功,考了几乎是破纪录的78分,但因此也种下了病因,毕业后未及半年就故去了。

到了四年级,就有偶尔到医院看看特殊病例的机会;五年级到医院里上课的机会就更多;六年级有一半的时间在医院里,逐渐地习惯于医院中的一切,不会有初作临床诊断而手足无所措的事;七年级做实习医生,全部在医院里。齐大医学院的训练是最严格的、扎实的,它并不期望人人成为名医,或是成为某一专科的顶尖医生,但是切实地要求每一个学生能做各科的医疗工作,能做外科手术,也可做耳鼻喉科的诊察,也可做内科,也能做产科,也可单独地做公共卫生方面的工作或寄生虫的防治等。它鼓动学生下乡,为广大的人群服务,到最需要医生的地方去;虽在设备不良的情况下,亦要求学生可做各种需要的手术和治疗,因为中国的面积是太大了,人口太多了,普遍的落后和贫穷,迫不及待地需要医疗服务。正如学校所希望的,大部分的医学院的毕业生,分别到各个角落实地从事医疗工作,重视医德,赢得了一般人对齐大医学院的好感和认识。齐大医学院的毕业生,在各科顶尖专家不算多,然而,齐大医学院之名却广为流传,一提起齐鲁大学,就必然地联想到医学院,就是这个原因,恰如我们的校训所说:“尔将释真理,真理必释尔。”

 

名医汇集成都,极一时之盛

我四年级读完的时候,遇到了七七事变。学校原定九月开学,但战局逆转,华北局势紧张,学校奉命南迁。成都华西大学来电欢迎,允借部分校舍和校地,在教学方面盼与齐大合作。学校立作迁校成都之决定,大部分外籍教授不愿意去成都,拟留济南维护医院之运作,但均赞成学生去成都。绝大多数本国籍教授愿随学校撤往后方,只有少数有特殊原因不能随行者留下来。我还记得南行之日,美籍教授dr. ganlt赴车站送别的情形,那副依依不舍,眼里含着泪水,欲言又止的难过样子,久久不能忘怀。

济南沦陷之后,外籍教授曾幻想使医院继续运作,并设法招生,然珍珠港事件发生之后,太平洋战争爆发,学校和医院均被日军接管,所有美籍教授和眷属、部分本国籍教授都关进了集中营,且有部分教授很吃了些苦头,直至战争结束才全部放出来。

我们入川的路线是由济南乘津浦车至徐州,再换乘陇海路至郑州,由郑州改乘平汉线至汉口,再由汉口乘船溯长江至重庆。途经三峡天险,形势险要,令人叹为观止,若非迁校途经该处,真不敢说平生能否一窥三峡真貌。然后由重庆乘汽车到达成都。是时成都物价极廉,一块钱可买鸡蛋120个,做一套西装才25元,其他可以想见,虽说是逃避战乱,流亡成都,在生活上倒没感到什么困难,只是在济南时,宿舍是每人一间,睡钢丝床,到成都之后,睡六人一间的上下铺,甚觉不是滋味;尤令人难耐的是上有飞机(蚊子),下有坦克车(臭虫)的侵袭,真是人眠为艰。

当时借用华西大学校舍的并非仅有齐鲁大学,另外还有中央大学医学院。中大其他各学院均在重庆沙平坝,只有医学院为了教学和实习的需要迁来成都,中大在成都虽有部分校舍,但缺乏设备,更甭说实习医院了。在珍珠港事变发生之后,北平的协和医学院也关闭了,部分师生历尽千辛万苦,辗转到了成都。很难得,也值得赞扬的是,华西大学医学院打开欢迎之门,竭诚地接纳这三个外来学校,大家合班上课,共用实习医院,四校的教授有机会各展所长,教授阵容之整齐、坚强,前所未见,尤为难能可贵的是真正做到了合作无间,没有摩擦,不分彼此。平时,华西大学由于交通不便,请教授十分困难,现在三校的精英都荟萃于华西坝,几乎是没有保留的,相互展长补短,胸襟之开阔是令人佩服的。

那时的医学教育不唯严,甚至有点苛求,除了医学知识之外,还要求医德,注重伦理,并且讲求专业态度。因为学医不同于其他行业,除了知识、技术、医德之外,还应注意仪表和品行。有一个男同学,因为不打领带,不刮胡子而重修一年;另有位实习医生,因为在医院里与女病人太亲昵而重修一年。的确,品德在医学教育中应占很重要的地位,各校有其特色,各校有不同的教学重点,例如北平的协和医学院,着重研究人才的训练,分科较严,鼓励学生在某一科多做钻研,其他大学的医学院则偏重于全科的训练,因为鼓励学生下乡服务,训练学生能在设备不完善的情况下做必要的手术,着重于让学生动手。以前,每班的学生人数少,动手的机会多;现在,特别是私立学校,学生人多,自然动手的机会较少,如何期望学生都能获得良好的训练?

当时,在成都我们有三个实习医院,四圣祠的仁济男科医院各科都有,陕西街的存仁医院是眼耳鼻喉科的专科医院,再就是专为妇产科而设的仁济女医院。由于各科的专家都有,很自然地形成了大后方的医疗中心,各省市的疑难杂症都相继赴成都就医,名医汇集成都,的确是极一时之盛,外科泰斗董秉琦先生,内科权威戚寿南先生都是我们的教授。

(本文原载《山东文献》第九卷第二期)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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